财 富 观，权 力 与 送 礼 风 俗
题记：是商人制造“天价月饼”败坏了传统的风俗，还是风俗导致了“天价月饼”的出现？
有个成语叫礼尚往来，送礼是我们的风俗。至于报纸上所登的“送车送房的中秋月饼”，应是送礼文化的“极致”。送礼的风俗有文化渊源吗？
公元前590年，古希腊通过梭仑改革，规定公民按财产等级分为四等，一、二等是大土地奴隶主贵族和大工商业奴隶主，三等是小农、小工商业者，四等是雇工、贫民。通过这次改革，一、二两等级都可担任高级军政官职，三等可以担任低级官职，四等不能担任官职，但有参加公民会议和陪审法庭的政治权利，其结果是，社会关系由血缘关系被财产关系代替。一个人的政治地位，主要决定于他的财产而不是他的氏族出身。因此，到了18世纪，封建欧洲解体，新兴工商业发展，近代世界开始之时，西方的财富观念也是一致的。正如亚当。斯密的《国富论》所述：“拥有财富立即地直接地给他带来的权力是购买力，一种对所有劳动的支配力，或对当时在市场上的所有劳动产品的支配力。。。。他的财产的大小，与这种力量的大小成精确的比例，或与他所能购得的他人劳动的数量，或他人劳动的数量成精确的比例。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个人财富的多寡与人自身的地位、生活质素成“精确比例”，把财物作为礼物送人不仅是弱智，而且有违文化传统与道义，别人也会反对。我们的文化传统正好相反，传统鼓励我们给人送礼，而且要“礼尚往来”。
我国传统文化的财富观，可归纳为“义重于利”观和富民强国”观。所谓“义”，就其本义，就是合宜之意。春秋战国时，并不排弃商业行为，出土的文物也反映古代“商人善贾”。孔子认为小人和君子都有求富的欲望“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”；但孔子又认为不同人体现不同层次的追求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（《里仁》），合于义的求利行为才具有正当性，义就是要合乎各等级利益范围内行事，即等级决定财富，对不同等级地位的人，实行财富的等级占有制，“公食贡，大夫食邑，士食田，庶人食力。”（《国语。晋语》）。由此可见，下一等级向上一等级进献财物的社会制度 -进贡（送礼）的最早形式的就此产生了。西周时期，商灭殷后，实行裕民惠民的怀柔统治，引导民众生财求富，安定天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、墨子提倡薄赋敛和节用，孟子提出恒产说，管仲、商鞅则在执政中贯彻他们的藏富于民、民富先于国富，最终集民富而变为国强的治国策略。富民的最终目的，就是为了强国。对于个体而言，财富最终的归属，不在于财富的创造者，而在于“有权的人”的号令决断，因此财富并不是标准。财富之上有“义”，义之上是“权”。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，或决定一件事有无功效，不是财富的多寡，而是权力的大小。
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论及送礼，他说“在专制国家里，有一种习惯，就是无论对哪一级上司都得送礼，即使对君王也不能例外。”为什么要送礼呢？因为在专制整体下，权威总是摇摆不定的，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，就是祸福。在权力为标准的社会里，拥有财富并不等于拥有安全，相反，财富反而会带来横祸。在历代帝王的强国梦里，财富都是成全帝王强国梦的工具。而当权者要获取财富，只要动用统治工具就可以了。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，获得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钱财为礼物，去慰问权力。
在冯梦龙的《智囊》里记载有几个送礼的故事：郑国商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在邻国犯法被抓了。父亲叫大儿子带着重金去说情。大儿子第一天去见邻国的宰相，表明他父亲要给宰相重金。宰相答应帮忙解救这位商人的小儿子。由于大儿子从小跟着父亲作生意，吃过不少苦，知道赚钱的辛苦，想到宰相自然已答应帮忙，第二天，大儿子只给宰相一小部分钱，就回家了。父亲一听大儿子的汇报，撞头大哭说“吾儿命休已！”。果然，小儿子当天中午就被杀了。当权者爱你的财，就会获得安全，这是你的幸运；相反，大祸就临头了。当然，送礼并不一定可以换取安全。秦脍建造阁楼，江南某官重贿工匠，获得阁楼的尺寸，制作昂贵地毯送给秦脍。地毯铺在阁楼上尺寸恰好。但秦脍却认为此官窥伺自己太甚，为了防止此官知道的东西太多，秦脍就借口把这位送礼的官员给杀了。
“时世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是文章”，所谓“时世洞明，人情练达”当然也少不了传统送礼的这一时世与人情，在这种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下，不送礼就有智障的嫌疑，因此大众也无悔地加入送礼的行列。